导读：《2024年文心的读后感(实用8篇)》是潇洒范文网小编专门为您精选的一篇观后感类型文章，助力您的范文写作，希望有所帮助。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文心的读后感篇一
《明诗》是《文心雕龙》第六篇，内涵丰富，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讲诗的定义及其教育作用，第二部分作者简单的梳理了从先秦到晋宋的诗歌发展状况，第三部分在总结诗歌发展情况下还提出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基本特色和历代诗人的不同成就，最后还简单论述了其他类型的诗歌起源，如三言诗、六言诗、杂言诗等。
阅读《明诗》篇，让我对刘勰更加钦佩。我觉得《明诗》篇可以看做是诗歌的一部简史，尤其是第二部分作者论述从先秦到诗歌的发展状况时，对每个朝代的代表作品、诗人、以及作品特色用简单的几句话就说清楚了，而且很到位。不过有一点略微有些奇怪，刘勰在论述五言诗时，论述其实很全面，例举的作家作品也很多，但是却只字未提陶渊明的作品。现代学者对于这一现象普遍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当时陶诗没有编定出来，所以刘勰没有收录其诗，二是认为陶渊明的诗歌是“田家语”，在刘勰那个时代还没有真正的受到重视。但其实从刘勰和陶渊明的生活年代来看，刘勰应该是可以看到陶渊明的诗歌，陶渊明大致生活在晋宋之际而刘勰大致生活在宋梁之际。
而且陶渊明作为魏晋古朴诗歌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他的诗歌注重写意和言外之意的效果，诗风自然浑融，几乎代表了魏晋以来诗歌的最高成就，所以如果刘勰看过陶渊明的作品，不可能不留意。再者刘勰在《明诗》篇中，反复提及诗歌的本质源于自然，即“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陶渊明的诗歌应该符合他的这一要求，但是刘勰未提及陶诗确实让人疑惑。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对于诗歌的定义与传统儒家诗学对诗歌的论述略微有些不同。儒家诗学中对诗歌的经典论述不少，有些明显反映出儒家的诗教观，比如“美刺”“匡谏”；也有一些字面上并不那么明显的说法，比如“言志”。刘勰在引用时，引用的是“言志”但又提出了“自然”说，认为诗歌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这样的论证显然更加注重诗歌的本质，比较理性。
文心的读后感篇二
文：文驰；通过仔细的阅读会发现，刘勰这篇文章的主要论述对象是《诗经》中的“正体”四言诗和发展历程比较缓慢的五言诗，而没有涉及楚辞（仅一笔带过）、乐府、民谣等其他诗体。我们今天虽将乐府视为古诗之一种，但在古人的概念中，乐府是歌，非诗。
首先，作者继承了“诗言志，歌咏言”的传统对诗歌作用的定义。认为诗歌是抒发性情的通道，而《诗经》作为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规范了或者说划定了思想感情的范围，这个范围的进入标准就是以“思无邪”作为参照，也就是无邪之思才是诗歌所要呈现或者应该表达的内容。“诗者，持也”，持在这里有“端正，使之规范”的引申意义，那么就并不是任由思想感情的随意放纵，而是要扶正、端正人们的思想感情，这才是符合诗歌的含义的。但是今天我们从《诗经》三百零五篇作品看来，孔子对“无邪”的定义范围甚宽，一切正常的真实的人类情感都是无邪的。
然后作者回顾了历代的诗歌作品，并进行了个人的挑选和点评。这大段类似于诗歌文学史纲的概括和提炼虽然带有明显的个人的主观选择，但也为后人进行梳理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同时作者在不断的例举中反复对“诗言志”和“思无邪”进行佐证，繁举的大量事例中无不是围绕着思想感情或者说人之七情与诗歌之间、内容与形式上要求对等的论述。
在最后的总结里，刘勰对四言诗和五言诗进行了定调：“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这是和刘勰本人的中心思想相一致的，认为每种文体的形式基本固定，能使相对应的内容最完美的呈现出来。那么什么样的内容用什么样的形式去表达，这就要凭借个人才能来根据想要表达的内容去选择最合适的文体形式。即所谓“华实异用，唯才所安。”
文心的读后感篇三
在炎炎夏日里，与书交往，畅游书海，有左右逢源之乐，无横逆加身之忧，何尝不是一件乐事。捧起《每周一读》，细细品味《文心雕龙-神思》篇，真是受益匪浅。
《神思》篇，是讲文意怎么样酝酿成熟，到用语言文辞来表达，接触到文思的快慢，直到写成后的修改，可说是创作总论。
“神思”的内涵是很丰富的，说“神思”就是艺术想象并无大错，因为这种想象毕竟是艺术思维、艺术构思的主要方式。但“神思”显然有着更广的包孕，刘勰把这种悠远的文思，这种可以突破时空限制的文思称之为“思理之致”，他是透过“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想象活动去探讨艺术构思的规律，而且把艺术构思、艺术思维和艺术表达的关系问题提了出来。《神思》赞云：“神用象通，情变所厚。物以貌求，心以理应。刻……胜。”这段话内容丰富，涉及到包含艺术构思(想象、感应、灵感)和艺术表现在内的创作全过程的方方面面，提出了构成整体创作活动各种要素的基本概念，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明确的阐述和认定。
刘勰对于艺术构思提出了“神与物游”。黄侃《札记》说：“此言内心与外境相接也。内心与外境，非能一往相符会，当其窒塞，则耳目之近，神有不周；及其怡怿，则八极之外，理无不浃。然则以心求境，境足以役心；取境赴心，心难于照镜。必令心境相得，见相交融，斯则成连所以移情，庖丁所以满志也。”这里指出内心与外境的三种关系：一、以心求境，心和境和文思三者，在文思不来时，用心从外境中去找，可能找不到；二、取境赴心，让外境来触发心情，引起文思，然而可能引不起激情来。三、心境相得，见相交融，见是内心有所见，相是外境的形象，内心所见和外境形象结合在一起，这才构成文思。有所见而不与外境结合，有外境而没有所见，都不易构成文思。正如《物色》篇中所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沿耳目，引起情以物迁，再由辞以情发。就是用内心的灵智之光来烛照世界，并能融入其中，达到物我两化的境界，这就构成神与物游，用文艺理论上的词说就意味着一种神秘的、极乐的“高峰体验”。换言之，内心和外境相接触，引起内心的理融情畅，再用巧言切状的文辞来表达。
对于刘勰这一思想，不禁让人想到，同样一个西湖，古代的大诗人面对湖光山色，怀着畅快的心情游玩，不禁抒怀到：“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朦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可见，作者游湖时的愉快心情与美妙的西子湖山水美景相投合，赏玩的愉悦随着阳光照射下的水波而荡漾，山水风光，因游人的寄情而更显舞媚动人。那时西湖在作者眼中简直不逊于美人西施。相反，当你孤独地一个人走在西湖边，心里还因某件事而闷闷不乐：时至佳节，却漂流异乡，单身在西湖边，而且又遇暴风骤雨，狂风大作。这时你眼中的西湖就不会是美人一般的娇羞淑女了，你会看到西湖的另一面，虽然没有大江的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却也有她的小浪击堤，让人敬而远之。这时的西湖，在你看来，似乎也有一种因孤寂而引起的愤怒，抛开她羞涩的外衣，放纵自己内心深处的野性，这时，你将感到西湖与你一样，有许多愤怒要发泄，可能，这就是刘勰所要说的：“神与物游”，“情以物迁”吧。
刘勰提出要构成文思，贵在虚静。《神思》中：“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沦万藏，澡雪精神。”《札记》说：“为文之术，首在治心，迟速纵殊，而心未尝不静；大小或异，而气未尝不虚。”《札记》讲虚静，就心气说，要心静气虚，这个心气指精神作用，也是虚则能纳、静则能照的意思。但这里的虚静，不是指空无一物，寂然不动，是指不主观，不躁动说。有了主观成见，就不能虚心地观察外物；心情躁动，就不能细致地观察外物，就不能神与物游。其实，世界上并不缺少美丽的风景，而是缺少发现美景的眼睛，缺少发现美景的心灵。现在的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在物欲横流的现代，人们的心情不免浮躁，人们争分夺秒，为创造财富而拼搏，很少有人能停下脚步，静下心来，去观察周围的美景，去欣赏世界的变化，去享受大自然的恩赐，这怎么可能对自然风景有所感悟并抒写心中之情呢？可能现代人越来越缺少刘勰所说的“虚静”了。
文心的读后感篇四
《小小的书柜》这个章节是讲怎样给孩子选书的，书里为孩子挑的书籍对于现在的孩子显得过时了，今天就来梳理一下自己对于“为孩子选书”这个问题的看法吧！
信息量爆炸的时代为孩子挑书仿佛成了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对于挑书这事我到认为不必那么烦恼，现在的图书出版业已经比较发达，城市里的书店也各具特色，基本每一个大型的商业综合体都能找到像样的书店。无论站在任何一个书店的童书专区，选上一本适合孩子又让孩子喜欢的童书是非常容易的，现在的孩子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喜欢阅读。
让我们对挑书产生烦恼情绪的是父母内心对“阅读”构建起的利益追求，我们希望孩子们今天买书，就要迅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就能答对更多的阅读题，就能写出50分以上的优秀作文。平心而论，这事儿搁我们自己身上也困难有加，“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话放在父母对孩子阅读的希望上尤其合适。
为孩子选书不难，难的是“能否参与”，更重要的是“能否坚持参与”孩子的阅读？仅仅是“共读一本书”没有意义，关键在于读完之后的交流分享，在讨论中产生思维的碰撞，如果父母也能动笔写一写，在共同练笔中分享见解的灵光。保持心态平和，坚持慢读精分享，厚积薄发，着眼未来。
对于现在的初中生来说，学校教育已经过快过宽过广，我反而觉得家庭应该担负起“减速”的任务，落实好细节教育的职责。
文心的读后感篇五
最近读的一本书《心态决定成败》，感悟颇深。本书富有哲理，饱含激情，每一章的小节中，都用生动的小故事帮你阐释心里的困惑，或用最新的理论知识，对人性的各种表现，详尽论述，深刻剖析。
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但为什么有些人能赚更多的钱，拥有不错的工作，良好的人际关系，健康的身体，整天快快乐乐地享受着高品质的人生，过着高质量的生活，而有些人却与此无缘呢?心理学家发现，这个秘密就是人的“心态”。一位哲人说：“你的心态就是你真正的主人。”一位伟人说：“要么你去驾驭生命，要么是生命驾驭你。你的心态决定谁是坐骑，谁是骑师。”
下雨天带斗笠又打伞不是明摆着多此一举吗?秀才听后心灰意冷，于是回店里收拾衣服准备回家。店老板看见觉得奇怪，于是便问：你回家难道不准备考试了?秀才便把做的梦和算命先生解梦的经过和店老板如实说了一下。店老板一听乐了，说：我也会解梦。我倒觉得你非留下来参加考试。你想啊，高墙上面种白菜不是指高中吗?下雨天带斗笠又打伞不是说明你准备充分，有备无患吗?秀才一听觉得更有道理，于是便留下来参加了考试，结果高中了。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关键是看当事者以怎样的心态对待它，积极的心态创造人生，消极的心态消耗人生。积极的心态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消极的心态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心态决定成败。
当今社会，是个渴望成功的时代，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成功者，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取得成功，成功者之所以能够成功，不仅因为他们具有超越常人的才华，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具备成为成功者的心态。积极的心态有助于人们克服困难，即使遇到挫折与坎坷，依然能保持乐观的情绪，保持必胜的斗志。身处这个多变的时代，我们唯一能控制的就是自己的心态。
股神巴菲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任何人都有能力做到我所做的一切，甚至超越我，但实际上有的人能做到，有的人做不到。那些做不到的人并不是世界不允许他们成为巴菲特，而是他们自身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个人心态。人与人之间原本只有很小的差异，但这个很小的差异却造成了巨大的落差。这个很小的差异就是他们具备的心态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巨大的落差就是成功与失败之间的落差。
做为建设管理局的一名员工，我始终把自己的心态放在正确位置。选择了这一行就选择了奉献，所以我没有资格谈什么索取，也没有资格谈什么条件。工作将近两年，我经历了寒冬酷暑，日晒雨淋，从来没有厌倦过。烈日下，我们园林工人种下绿树，为市民带来更多的绿荫。曾经有路人看到我像村姑一样的打扮，嘲笑的说，大学生怎么也在野外干这种活，说我们是城市农民。
一句话激起心中千层浪，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工作没有贵贱之分。调整好心态后，我越来越喜欢园林这个职业。当看到蓬莱的环境整洁，绿树成荫，城市愈加和谐美丽，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因为这就是我在工作中收获的最大成功。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都会始终如一的以积极的心态对待工作。在这个建设局这个大熔炉里，实现自己的梦想，只有让青春在奉献中燃烧，才能点燃生命的激情。这是我无怨无悔的选择。
当我用心阅读和领悟了这本书的内容后，我懂得了：没有你的同意，谁也不能让你感到自卑和苦恼。我们具备了良好的心态，就会拥有一生的成功。因为我坚信：心态决定成败。
文心的读后感篇六
文心雕龙是一本理论学著作。读完此书，大家有何感触?来看看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文心雕龙读后感，希望你有所收获。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是南北朝时期的人。《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其结构经过精心安排而布局严整，其理论观点之间讲究次序而回环照应、互相补充而逻辑严密，形成一个完整、精密的系统。在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史上，具有如此完整、系统而庞大的理论体系的著作，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序志》有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段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就《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而言，乃是以道为根本、以圣人为老师、以儒家经典为主体、以纬书为参考、以《离骚》为变体，从而体现出刘勰论文的基本观点;二是就文章写作而言，“为文”的根本问题，也都包含其中了。这五篇可以说是刘勰文章的枢纽。
文章以“原道”开篇，把文章的由来和道家的“道”关联起来。刘勰对文学现象所作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不仅在六朝文士之上，而且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难得一见的。他所作的这种思考不仅是“明其本然”的问题，而且象征着文艺观念的真正自觉，而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刘勰虽然运用了道教这一“道”的思想，但是在之前，刘勰曾批判道教著作。在刘勰看来无论道家、佛家还是儒家，其立教固然有异，但是他们的终极追求都是一样的。
《原道》开篇而谓:“文之为德也，大亦!”这既是《原道》的开篇语，更是《文心雕龙》的开卷语。它陈述了这样一个事实;文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看上去至为平易，但是实际上，这是对整个“文”的概括，他向人们展示了文学在当时的历史地位，承认“文”的巨大作用，这也为他后面的文章打好了基础。也只有在这时，探讨“为文之用心”才成为一件重要的事实。
刘勰在《宗经》里抓住了文章写作的根本道理，就是文章要表现人的心灵和性情的美。从而刘勰得出了文章写作的原则和规律，他说:“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轨，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儿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可以说这里的六义就是文章写作的具体化。
最初知道刘勰,是因了他的那句话,“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写出我心中所想，只是觉得这些真是妙不可言的东西，没怎么就给他说出来了，然后就开始想了解他，就买了这《本文心雕龙》，今日决定研究国学，才开始认真去了解他，学习他。
至今，刘勰的去世，将尽15个世纪，但他的名字在人们的心目中，并不陌生，比起他当年的身世，甚至还显赫些。这不是偶然的，他在文学批评史上，建树了一套有系统的理论，这套理论在历史上放出了异彩，有很大的贡献，即使到今天，还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在此，主要阐述他在文学理论上提出的问题之一:他的宇宙观点是唯心的，但文学观却是合于唯物的。
在《文心雕龙》前三章强调儒学是文学的根底，这是因为刘勰的崇儒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从刘勰的生活时代看，在刘勰之前，从两汉以来，出现了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如桓谭、尹敏、王充、张衡等。与刘勰同时，刘孝标的《辨命论》，范缜的《神灭论》，也是进步的作品。刘勰显然受了他们的影响。另外，他在写《文》的时候，正是佛学盛行之际，他早年在钟山的南定林寺里，跟随僧佑长期研读过佛书，而之后他却宁愿打着儒家旗号来达到使自己的作品为后世所重的目的，这正是儒家入世的传统心态。可见，他在关于文学的一般论述上，他的宇宙观虽然是唯心的，但文学观却是合于唯物的。
在《原道》中，刘勰认为美并不始于人为美，在人为美之外，先有客观的自然之美存在。他在本篇内明确的指出:孔夫子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写天地之辉光，晓民生之耳目矣”。这就是刘勰的文学观所以合于唯物论的基本立足点。再者，他不把代表客观本体的道，看成是无知无识的器，却把他看成是有心之物。因而所谓“道之文”，就是这个有心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合于自然之美的人文，就以合于天地神明之心而可贵。归根到底，就不可不把刘勰的宇宙观归于唯心主义了。但是，又不能说刘勰是一个成熟的客观唯心主义者，因其从客观美得观点出发，正确地回答了文学上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明诗》里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在《诠赋》里说:“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在《物色》里说:“物色之动，心亦摇焉”。都提出了客观的物，为创作对象，认为文学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此外，刘勰又不主张自然主义的模化外物，认为感物写形，是带有主观爱憎的。因为“情以物迁，词以情发”，所以进一步说:“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词必巧丽”。这就不仅合于唯物论，而且带着辩证的观点。
总结起来说，刘勰的宇宙观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但他的文学观是合于唯物主义的，他探讨了人为美与客观美的关系，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的整套理论体系，在历史上自然是难能可贵的，对今天来说在整个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也应该是一块里程碑。
除了关于他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外，其实好多时候我们这些后人在研究他的作品受益的时候，反而是在一些字句里面受益不少，这就是唯物主义的好处了。像宗经里面，“至根柢盘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后劲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为先，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经典著作在刘勰眼里就是这样的，经典可以泽被万年，以至于到现在我们读这些经典的文集都觉得特别受惠，刘勰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他自己的书有朝一日竟也会成为经典呢!只是这个"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的确成为了我们写作的一个典范要求。是我们追求的方向。我对这句话就是尤其的喜欢。
刘勰的《诠赋》。有文是这样说的，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物以情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词比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文章是先要有情感然后配以丽词佳句才能是好文章，但是若没有睹物兴情的基本条件，不知道作赋的基本要求，那么这样的赋就是花朵太繁，把骨头都压断了。所以不论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有一点是不能变的，那就是真情，而且是永远的。到现在我们写作，是;离不了这些东西的。
《哀吊》里面有几句话是这样说的，隐心而结文则事惬，观文而属心则题奢，奢体为辞，则虽丽而不衰;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依然是指写文章先要心情先定下来，自己先有情，然后才能感动别人。如果只是追求问题奢华，那么必是华丽但是情必不哀，一定是自己爱情之所至，才能使读者哀痛，才更可贵!讲的都是这个道理!直至今天我们好多的文章这样讲那样讲写法，其实何如让学生多读点书，多积累点真感情!下笔如有神才能得千古佳句，而不是写成新时代的八股文!
十七篇《诸子》讲，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六国以前的作者，在当时虽说不得意，但是他们的主张缺流传下来了，他们写的时候是千古以前，但是他们的感情想到的是千古以后，他们的名声不会消失的。所以千古之前刘勰就已经认定他们的光芒以后也是不会磨灭的，定是要有于后人有益的，有一定的贡献于人类，必定会使人类记住他!从这个角度讲，刘勰是让人佩服的，也值得人学习!
研究刘勰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很大的精力，才能探得他的精髓，我知道，这一时三刻也不过是得起皮毛，但是读一点得一点，我会继续努力，一直最下去，也许有一天不做这个课题了，我一样去读他的书，继而带动我去读其他的读点名著，受益颇深!
文心的读后感篇七
刘勰在上一篇《明诗》篇中主要论汉代两晋南北朝的四言诗和五言诗，而则这篇主要讲乐府。“乐府”最早指的是管理音乐的机构用以采集民歌，而这里所要论述的就是采自民间的乐府民歌以及魏晋时期文人创作的乐府诗。刘勰依然从“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个维度把握乐府。首先论述乐府的含义、起源及作用，认为乐府来源于“钧天九奏”“葛天八阙”等三代之乐和“涂山歌”等四方之音，配乐的诗歌肇始于上古时，夏殷之世，产生四音。西汉的乐府机关负责采集民歌，但大多为俚俗之曲。《诗经》用来配乐，但先秦时代的雅正之曲在汉代乐府中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接着，刘勰论述两汉到魏晋时期乐府的发展史，秦汉之际，礼乐衰微，乐府产生。随后经历汉武帝立乐府、汉宣帝制雅诗、元成二帝广淫乐、东汉郊庙祭祀杂雅之章、曹魏三祖“宰割辞调”等阶段，到西晋达到“表里而相资”(即乐声和乐章互相配合)的境界。最后一部分，刘勰论述音乐和诗歌的关系，并指出另立此篇的原因。他认为“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心在诗”，故“君子宜正其文”;并且指出“诗与歌别”“故略具乐篇，以标区界。”
刘勰论乐府的态度，基本上还是讲求符合儒家之雅正，并严格区分雅与郑。《赞》词曰：“《韶》响难追，郑声易启。”即看出他对当时(汉魏以来)风行的不雅之歌的鄙薄态度，而推崇先秦雅乐，文中他以“艳歌婉娈，怨志诀绝”称呼《碧玉歌》、《华山畿》等也可看出对通俗乐曲的贬低。刘勰的这一态度与“宗经”思想是一致的，因为宗经，所以以先王的雅乐来作为衡量音乐的标准。他提出“乐本心术”的观点，认为音乐对于人心起着重要的作用，乐有雅声和溺音之分，雅声是周王朝的音乐，郑声则为溺音。另外，文中也提到“中和之响，阒其不还”之“中和”说，这体现刘勰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异曲同工。
文心的读后感篇八
“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自然审美是刘勰统筹《文心雕龙》全书最主要的审美理想，其文之枢纽开篇《原道》就点明“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的自然审美立场，即一切文学创作本源于自然。其“自然之道”既指世间万物自然景色，也指各位作者所生活的社会人文状态。刘勰不仅在《明诗》、《体性》、《定势》等篇目中直接使用了“自然”一次，而且其很多篇目诸如《原道》、《物色》、《时序》等都是以自然审美为主导意识的。本论文从“自然之美与自然之道”、“自然审美与自然景物”、“自然审美与物感情舒”来分析刘勰《文心雕龙》的自然审美理想。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非常抽象复杂而又含义丰富的概念。在深受儒、道、释三家文化熏染的刘勰这里，“道”的具体含义也是扑朔迷离、众说纷纭。黄侃在《札记》中释《原道》中的“道”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认为“道”不是一家之道，包括天下万物所以然的道，“文章之事，不如此狭隘也。”范文澜注“所谓道者，即自然之道”，“彦和所称之道，自指圣贤之大道而言，故篇后承以《征圣》《宗经》二篇，义旨甚明，与空言文以载道者殊途。”范文澜似于此以“一家之道”说驳黄侃的“非一家之道”说为“空言文以载道”。
刘勰在《原道》开篇列举了很多自然现象，内容说的都是自然之物的文采，如天地、山川、龙凤、虎豹、云霞、草木等“无识之物”。自“仰观吐曜”之下，刘勰认为天地生成之后，“人”参与其间，“天”、“地”、“人”合为三才，对于人的形成，刘勰说是“为五行之秀气，实天地之心生”，认为人是“有心之气”。所以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语言是人的文采，是“应物斯感”，是人类天生的禀赋，并非刻意创造出来的。不管大家如何争论，纵观《文心雕龙》整个文本，刘勰是以审美为本体的，而美的生成是出于自然之道。刘勰认为，美是由自然万物外显的产物，而万物之美是根据人的审美意识而得以表现的。除此之外，他认为从引起情思到构思、到确定体裁、形成风格等都需要顺乎自然。所以刘勰的自然之道即包括世间自然万物的鬼斧神工，也包括人世社会的人情冷暖时代变迁，也包括作者于自然社会中情感的自然发泄与流露，是“自然之文”与“人文之文”的统一。文学与自然方面之间存在着“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关系。文学与社会方面之间存在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关系。
统观《文心雕龙》全书，其出现了众多的自然景物及其深刻细致的描写，大到天地山川云霞小到草木鱼虫鸟兽，不管形状色彩还是音韵唱响，都是自然界的文采之作，此在《原道》、《物色》、《明诗》中多有论说，建立了自然审美理论。魏晋以来，人们开始自觉地发现“美”的历程，无论是借自然遣怀还是对山水而悟道，都侧重于寻找与主体思想相对应的自然景物。
因为景物具有多种多样的色彩，故名物色。在历代《文心雕龙》的研究中，对《物色》篇的位次、意旨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大家都肯定了“《物色》篇阐明了自然在文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样的观点。刘勰在《物色》篇的开头就直接阐明“物”(自然)给人类带来的感动：“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春秋交替、阴阳变化，这些都是自然万物不同的存在状态，“物色”的变化促进了人类情感的变化，“物色”之“动”在本根上牵引着“人心”之“摇”，并且人们会以言辞表现出来。
对于自然景物的描写刘勰提出了“物色虽繁，析辞尚要”，他取《诗经》《离骚》以及司马相如的赋作为代表。《物色》概述了先秦写景词语的发展，先是说《诗经》作者仔细观察景物，精心用文辞来加以表现，并列举了很多例证，刘勰认识到《诗经》作者已能做到以简约的词语充分地表现丰富的物色和情感，做到了“情貌无遗”。到《离骚》等楚辞作品，写景词语趋向繁复。到了司马相如等汉赋家，更是喜欢用一连串的词语来描写山水景物，形成了扬雄所说“辞人之赋丽以淫”。由此可见，通过《诗经》《离骚》以及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辞赋家的赋这三种文学作品，刘勰所要倡导的是一种在描写景物时，既要少着墨，又要表现出深远的意味的方式。即倡导“丽则而约言”、“以少总多”而反对“丽淫而繁句”的写作景物的方式。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一切景语皆情语。”“物感”是古代文学审美重要命题之一，它强调文学创作的本源与审美体验的发生是由于主体之“心”与客体之“物”的“感应”关系。刘勰认为创作之所以发生，其本源来自于内在情感被触动诱发后的积蓄，而这种感情的兴发则源于人对物的感应。《文心雕龙？明诗》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刘勰认为人天性天生即禀赋着喜怒哀惧爱恶欲的“七情”，但“七情”只是隐藏在人的内心，须有“物”的触动才会具体的发显。所以当人在面对四时物候的更迭变化时，心灵也会随之摇荡，并由文辞加以抒发。刘勰在《物色》中还提到了“物色相召，人谁获安”，由于自然风物的召唤，触动了作者的情感，引发其审美的体验以及无限的联想，所以流连、沉吟在大自然的万千景象之中，并通过“写”表现自然风物的气貌声彩。刘勰又指出了“功在密附”。即创作者对景物的描写能贴切地表达情思，以达到“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
此外，刘勰还在《情采》篇中对文与情之间的关系作了论说，其在《情采篇》中说：“惜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赞成《诗经》作者的创作，反对辞赋家的创作，情满而文自溢，正是其自然审美的体现。“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认为作家创作时，总是先有内心感触，经过情感的“郁陶”、“蓄愤”和理的梳理后，把它抒发出来写成华美的文辞。刘勰强调情理是主，文辞是次，二者是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只有感情到位，文辞才能到位。刘勰所处的时代文学创作空前繁荣，大量的文学作品出现。可是大多作品重采轻情、重文轻质，逐渐背离了“诗缘情”的审美理想。他批评时人创作过于爱好新奇，语言浮诡，就如同在彩色羽毛上涂颜色，在皮带上刺锦绣，情和采、文和质背离越来越远，造成讹滥。可见刘勰对时人的批评正是以自然审美为标准的。